彼得·辛格（Peter Singer，1946- ）On Being Silenced in Germany作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普林斯顿大学）来源：《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1991年8月15日1989/90学年冬季学期，德国北部小镇杜伊斯堡大学哲学教授Hartmut Kliemt开设了一门课程，我的著作《实践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被用作主要教材。这本书于1979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在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哲学课程中被广泛使用，并被翻译成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Kliemt的课程受到有组织的反复干扰，抗议者反对使用这本书书，理由是在某一章中，我主张对严重残疾的新生儿实施主动安乐死。几个星期后，干扰活动没有减少的迹象时，Kliemt不得不放弃这门课程。
“欧洲医学和保健哲学学会”(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是一个学术团体，顾名思义，它旨在促进医学和保健哲学的研究。1990年，该学会筹办6月在德国波鸿举行的第四届年会，会议的预期主题是“医疗保健中的共识形成和道德判断”。在会议召开前的几天里，“反安乐死论坛”（Anti-Euthanasia Forum）在波鸿和德国其他地方散发资料，称“在宽容的掩护下，在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呼声中，灭绝战略将被讨论。因此，我们将试图阻止波鸿年会的召开”。6月5日，与会学者收到信函，通知他们会议将移至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因为德国的组织者（波鸿鲁尔大学医学伦理中心的两位教授）遇到了“反生物伦理的鼓动、威胁和恐吓无法保证与会者的安全”。
1990年10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人类生物伦理学中心”（Centre for Human Bioethics）高级研究员、《医学中的生命神圣性学说》（The Sanctity-of-Life Doctrine in Medicine）一书的作者Helga Kuhse博士应邀在维也纳大学“解剖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Anatomy）发表演讲。一个自称“残障人士团体论坛”（Forum of Groups for the Crippled and Disabled）的团体抗议该讲座，称“学术自由有道德限制，我们期望医学界宣布人的生命不可侵犯”。讲座随后被医学系取消了。院长告诉媒体：“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谁。”
汉堡大学哲学研究所在教职员工和一名学生代表的同意下，决定任命一名应用伦理学领域的教授。候选人名单缩小到六个。在德国选择教授的标准程序是邀请每名候选人做讲座。讲座宣布了，但并没有开。大学外的学生和抗议者反对应用伦理学讲座的宣传，理由是该领域提出了人的生命是否值得的问题。抗议者封锁了演讲厅的入口，吹哨子阻碍演讲者演讲。大学取消了这些讲座。几周后，一份新的候选人名单被公布。两位活跃在应用伦理学领域的哲学家被除名，取而代之的是在应用伦理学方面做得相对较少的哲学家，其中一位因其在美学方面的工作而最为知名。Anton Leist博士是被排除在名单之外的人，他撰写了一本为堕胎权提供伦理论证的书，也是《分析与批判》（Analyse & Kritik）的共同编辑，这是少数以英语国家的模式出版的德国哲学期刊。讽刺的是，该期刊最近一期〈特刊〉专门讨论了实践伦理和德国的学术自由问题。
1991年2月，新教和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成人教育部门在法兰克福联合举办了一次圆桌讨论，主题是“死亡援助”（Aid in Dying），与会者包括备受尊敬的德国法学教授Norbert Hoerster，他曾撰文支持安乐死原则。会议即将开始时，一群人向组织者提出质疑，指责他们给一个“法西斯分子”和“现代大规模灭绝的倡导者”提供平台。他们散发了题为“不讨论生与死”的传单。会议不得不放弃。
每年在奥地利基希贝格举行的“国际维特根斯坦研讨会”（The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主要哲学会议。第十五届会议原定于1991年8月举行，主题是“应用伦理”（Applied Ethics），由萨尔茨堡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哲学家们负责。应邀发言的有萨尔布吕肯大学的Georg Meggle教授、前牛津大学的R.M. Hare教授（现任职于佛罗里达大学盖恩斯维尔分校），还有我。有人向“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协会”（Austrian Ludwig Wittgenstein Society）主席Adolf Hübner博士发出威胁，要求撤回对Mergel教授和我的邀请。在与反对者进行的其他公开讨论中，抵制和威胁扩大到Hare教授、Kliemt教授、Hoerster教授, 以及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哲学系的Dietrich Birnbacher教授。
Hübner博士不是哲学家，他是一名退休的兽医。所以，他只是在抗议活动发生后才读了《实践伦理学》。
然而，在阅读后他认为抗议活动“完全正当”，他在奥地利的一家报纸上也发表过这样的话。在给“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协会”董事会的一封长信中，Hübner写道：“你们邀请了一些哲学家，这些人认为伦理学可以以客观批判科学为基础，这使你们学会出现了生存危机。”
对“客观批判科学”（objective critical science）的提及惹人注目，特别是Hare教授，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坚持道德判断和陈述之间的差异，客观真实或虚假的概念被标准化地应用于这些判断和陈述。
陈述之间的差异，客观真实或虚假的概念被标准化地应用于这些判断和陈述。据报道，反对的团体威胁道，如果不撤回邀请，他们将做一个题为“纳粹下的基希贝格”的展览。这威胁如此有力，以至于基希贝格的旅馆老板都说他们拒绝为哲学家提供服务。值得称道的是，组委会抵制了Hübner博士的建议，没有撤销对哲学家的邀请。不过组委会提议取消整场研讨会，因为Hübner博士的公开干预使得研讨会难以免于干预。该提议被“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协会”的委员会采纳，因此1991年不再有“国际维特根斯坦研讨会”。这些场面让那些认为西欧有强烈共识支持思想自由、讨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人感到震惊。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难解释，开端是一件我直接参与的事件。1989年6月，我收到一份邀约，请我在Lebenshilfe（德国重要的智障婴儿父母组织）和Bishop Bekkers Institute（荷兰同一领域的组织）联合举办的题为“生物工程、伦理和精神残疾”（Bioengineering, Ethics, and Mental Disability）的欧洲研讨会上发言。该研讨会在德国大学城马尔堡举办，由“国际残障人士协会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Societies for Persons with Mental Handicap）和“国际精神缺陷科学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Mental Deficiency）主持。在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致开幕辞后，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的重要遗传学家、生物伦理学家、神学家和保健律师在会上发言。我接受了会议邀约。反正我也要去德国，因为我还接受了多特蒙德大学特殊教育教授Christoph Anstötz的邀请，在几天后就“严重残疾的新生儿是否有生命权”这一主题做演讲。在这些讲座中，我的目的是为一个观点辩护，我在之前出版的几本著作中也论证过这个观点——严重残疾的新生儿父母应该能够与他们的医生一起决定婴儿的生死。如果父母和他们的医疗顾问一致认为，婴儿将度过如此悲惨的一生，连最低限度的满足都无法保证，延长生命是不人道的、徒劳的，那么他们就应该被允许确保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迅速死亡。如果一名婴儿在出生时患有“无脑畸形”（anencephaly），也就是说这名婴儿不可能获得意识，那就可以合理地做出上述决定。或者，一名婴儿患有重要的染色体疾病，如“染色体三倍体症”（trisomy），神经系统、内部器官和外部特征都有异常，并总是在几个月内或最多两年内死亡，也可以合理地做出上述决定。或者，一名婴儿患有非常严重的“脊柱裂”（spina bifida），暴露的脊髓导致腰部以下瘫痪，膀胱和肠道失禁，大脑积水，并常伴以智力迟钝，也可以合理地做出上述决定。如果在产检中查出这些情况，许多母亲会选择堕胎，她们的决定应被广泛理解。父母可能并不总是能够对婴儿的未来做出公正的决定，他们的决定也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在某些情况下（如唐氏综合症），孩子的前景可能是没有那么痛苦，但孩子将需要比正常孩子更多、更长时间的照顾和关注。一些夫妇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提供所需的照顾，或者他们试图这样做就会对已有家庭造成伤害。他们可能反对维持婴儿的生命。然而，可能有其他夫妇愿意给孩子一个适合的家，或者社区可能有能力接管并提供医疗服务，确保孩子获得过上满足生活的、合理而良好的条件，并发展他/她的潜能。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孩子不会过无法救赎的苦难生活，且父母不会被强迫抚养该孩子，那么他们不能再主导孩子生死。当然，我的这一观点与传统的、人类生命的神圣学说相抵触。但是，在没有传统宗教基础的情况下，用世俗的术语很难为人类生命的神圣学说辩护。（人类生命的神圣学说会问，如果不是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制造的，为什么神圣生命的边界应该与我们物种的边界一致？）在哲学和生物伦理学领域中，我所要捍卫的观点绝非寻常。我动身前往德国前一两天，我在马尔堡会议上的发言邀请突然被撤回了，理由是我要在多特蒙德大学做的演讲使得反对我观点的人认为Lebenshilfe让我在德国宣传安乐死。撤回的信上还说，几个残疾人组织正计划在马尔堡和多特蒙德举行抗议示威，反对我，反对Lebenshilfe邀请我。虽然残疾人组织在抗议者中很突出，但这些组织得到了“反基因工程”和“生殖技术”的各种联盟，以及显然与安乐死问题无关的组织的大力支持和鼓动——例如“反原子局”（Anti-Atom Bureau），估计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对铀矿和核电的反对。抗议活动很快就进入了大众媒体的视野。在德国与美国《新闻周刊》地位不相上下的《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自称“瘸子运动”（Cripples Movement，一个激进的残疾人组织）领导人Franz Christoph撰写的文章，对我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这篇文章提到“第三帝国”运送“安乐死受害者”的照片和希特勒的“安乐死命令”。这篇文章让读者完全忽视我主张的安乐死有什么道德基础。残疾人组织的发言人似乎认为我在质疑他们的生命权。我发了一封简短的回信，指出我主张安乐死的对象不是像他们这样的人，而是严重残疾的新生婴儿，而且对我为安乐死辩护的核心点在于，这些婴儿本来就不是有能力掌握过去和未来的生命体。因此我的观点不可能对任何有能力想继续生活下去的人构成威胁，甚至不可理解他/她的生命可能受到什么威胁。过了很长时间，我收到了《明镜周刊》的来信，告诉我由于篇幅所限，他们无法发表我的答复。可是没过多久，《明镜周刊》又找到了版面，对我在安乐死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猛烈批评，同时还用四页篇幅对我的一个主要反对者进行了采访，同样用了那张“纳粹火车”的照片。如果Lebenshilfe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撤回我在马尔堡的演讲邀请来安抚他们的批评者，那么他们低估了这场已经爆发的风暴。抗议者们继续反对他们称作“安乐死大会”的这场研讨会。研讨会开幕前不久，Lebenshilfe和Bishop Bekkers Institute取消了整个活动。不久之后，多特蒙德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决定不再让我前去讲座。那年夏天，我在德国的经历还没有结束。萨尔布吕肯大学哲学教授Georg Meggle邀请我到他的大学讲课，以表明我们在德国确有可能理性地讨论安乐死的伦理问题。我希望用这个机会表明，我对安乐死的观点与纳粹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我理解并强烈支持防止纳粹思想复活的一切努力。与纳粹的意识形态（即由国家来决定谁值得拥有生命）相比，我的观点旨在减少国家的权力，允许父母自己，或与医生协商后，为新生婴儿做出关键的生死决定。那些认为人的生命不该不值得活下去的人，也会认为，我们应该使用现代医疗的所有技术，以便尽可能延长每个婴儿的生命——无论婴儿的前景多么无望，无论他/她的存在多么痛苦。这对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来说，都一定太残酷了。事实证明，提出这个显要的观点比我预期更难。当我在萨尔布吕肯大学起身发言时，迎接我的是少数听众的口哨声和喊叫声，他们一定要阻止我发言。Meggle教授让抗议者说明为什么我该住口。显然，抗议者完全误解了我的立场。许多人一定认为我在政治上是极右的。当我告诉他们我是奥地利犹太难民的孩子，而我的祖父母中有三人死于纳粹集中营时，抗议者和其他听众都大吃一惊。有些人似乎觉得我在反对一切提高残疾人社会地位的措施，而事实上，虽然我认为有些人的生活从一开始就严重受损，甚至最好不要继续下去，但我也相信，一旦允许一个人的生命延续下去，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尽一切努力使这生命尽可能地令人满意和丰富——这其中包括尽可能好的教育，而好的教育，是根据儿童需要进行调整的，以最大限度发挥残疾人的特殊能力。还有一次，对我的评论显示出对我立场更深的无知。一位抗议者引用了一段话，我在那段话中比较了智障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能力。他把这段话挂在嘴边，仿佛这段话本身就足以谴责我，他认为我在敦促以现在对待非人类动物的方式来对待残疾人类。他不知道的是，我对“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动物”的看法与西方社会传统上接受的看法完全不同。当时我答道，对我而言，把人和非人的动物进行比较，并不是说应该少考虑人，而是应该多考虑动物。这个人问我为什么不利用我的才能来写我们对待动物的道德，而不是写安乐死。我很自然地回答，我已经这样做了——我在英语国家的名声，正是因为我关注商业农场饲养动物的痛苦，以及相关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观点和解放动物的需要。还有人来到讲台上说，他同意没有必要使用重症监护药物来延长每个人的生命，但“允许婴儿死亡”与“采取积极措施结束婴儿的生命”是不同的。这导致了进一步的讨论，所以最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并非完全没有结果的辩论。至少有些听众在离开时比来时更了解情况。1989年夏天的事件对德国知识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积极地说，那些试图扼杀安乐死争议议题的人很快发现，这样做只会引来更多读者来了解这种思想。德国重要的自由派媒体《时代周报》发表了两篇文章，公正地阐述了安乐死的论点，还讨论了阻碍德国公开讨论该话题的禁忌。因为这篇勇敢的报道，《时代周报》也成了抗议对象。“瘸子运动”领导人Franz Christoph把他的轮椅拴在编辑部门口。随后，《时代周报》的编辑邀请Christoph参加了一场录音讨论，与编辑们和其他两个人讨论安乐死是否正确。Christoph接受了邀请，并在另一篇文章中发表了讨论内容。一开始关于是否应该讨论安乐死的谈话很快就变成了关于安乐死本身的辩论。自此，德国和奥地利的电视台开始关注“安乐死之辩”。几百万人在电视上读到或听到这些观点。《德国医学周刊》（Deutsche Ärzteblatt）发表了Helga Kuhse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安乐死的讨论在德国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引发随后几期的广泛讨论。在哲学界，在应用伦理学，现在对安乐死的讨论比1989年以前要活跃得多。现在对伦理问题的讨论也比两年前要频繁得多。抗议活动也使《实践伦理学》德语版的销售情况有所好转。该书在1989年6月之后的一年中的销量超过了它之前在德国五年的销量。如今，在德国参与辩论的每个人似乎都在急于出版一本关于安乐死的书，不过似乎只有Anstötz和Leist的两本书含有真正的伦理学论点，其他很多都是按照某种公式编写出来迎合反对者兴趣的。避免讨论以下任何危险的问题——是否要最大限度地保留人的生命？如果不是，在病人不能也从未能够表达偏好的情况下，如果不对病人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如何做出停止治疗的决定？通过撤销延长生命所需的治疗而使病人死亡，这与通过积极干预而使病人死亡之间，有什么道德意义上的区别？为什么主张对严重残疾的婴儿实施安乐死比主张按要求堕胎要糟糕得多，以至于同样的人甚至可以反对讨论前者的权利，而自己却主张后者？讽刺的是，即使是那些非常批评我的人，他们出版的书籍文章也促进了这个话题的辩论气氛。甚至Franz Christoph也出版了有关该议题的书。他一开始就强烈抗议，说他的书不是对安乐死辩论的贡献，而是一本反对这种辩论的书。但不言而喻的是，如果不激发读者和评论家对安乐死问题本身的思考，就不能出版一本关于是否要进行安乐死辩论的书。不幸的是，这些事件的消极面更严重。最具威胁性的是本文开头所述的事件，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压制和恐吓气氛。任何人在德国试图开设以《实践伦理学》为基础的课程，现在都面临着与Kliemt教授在杜伊斯堡面临的抗议和人身攻击。一位柏林的哲学家最近告诉我，已经不可能在那个城市开设应用伦理学的课程了，无论提不提到我的书都不可能——这样的课程一定会被破坏。这种气氛的险恶在于德国出版社的自我审查。要找一个出版社来出版《婴儿应该活着吗？》的德语版非常艰难，本书更新并更全面阐述了我和我的合作者Helga Kuhse对治疗严重残疾新生儿的看法。鉴于目前的争议，这本书的德语版似乎会有良好的商业前景。然而，德国出版社接二连三地拒绝出版该书。对于那些有兴趣在德国学习或教授生物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人来说，后果还要严重得多。Christoph Anstötz邀请我在多特蒙德大学讲课，因此他成了反对的目标，要求学校解除他的教职。人们散发请愿书，并写信给多特蒙德所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科学和研究部长。这些信件由特殊教育领域的教师和学生共同签署。虽然安斯托兹教授有终身职位，几乎不可能被解雇，但政府对这些投诉非常重视，要求他解释为什么邀请我，并解释我的道德立场对他的特殊教育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整场运动中，多特蒙德大学的校长和同僚一直保持沉默。校领导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并且不对抗议迫使学术讲座取消的事表示担忧。他们邀请来大学做讲座的教授受到攻击的时候，没有出来为他辩护。这就是德国教授，对学术自由脱敏。Anstötz的同事要么加入了反对他的行列，要么保持沉默。一些哲学家签署了支持自由辩论原则的声明，其中一份声明发表在柏林的报纸《日报》上。在Meggle教授的鼓动下，“德国哲学协会”（Germ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的180名成员签署了一份类似的声明，但该协会后来没有公布签署者的名单——尽管他们承诺会公布。所有这些都不是好兆头，不利于未来在德国和奥地利理性讨论争议性的新伦理问题。在德语国家之外，对生物伦理学的研究和讨论正在迅速扩大，以回应对医学和生物科学发展所引起的许多新问题。其他应用伦理学领域，如动物地位、全球正义和资源分配问题、环境伦理学和商业伦理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关注。然而现在在德国和奥地利做应用伦理学方面的工作需要真正的勇气，而发表一些可能受到审查的东西更需要勇气。没有终身教职的学者必须在担心人身攻击的同时，担心学术生涯机会减少。汉堡的事件给这些领域大学职位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没有职位，研究生就会避免研究应用伦理学问题，因为研究没有就业前景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有一种危险，为避免争论，作为整体的分析哲学将遭受挫折。目前大学正在设立大量新职位。对分析哲学感兴趣的哲学家们担心，这些职位可能都将流向致力于不敏感课题的哲学家，例如流向那些专注于历史研究的哲学家，或者流向哈贝马斯的追随者，因为他们对这些敏感的伦理问题，对今天在德国辩论这些敏感问题的障碍都保持缄默。诚然，德国人仍在努力处理自己的过往，而德国的过去是一个近乎拒绝理性理解的过去。在德国关于安乐死的辩论中，有一种特殊的狂热语气，它超越了对纳粹主义的正常反对，反而开始显得要让纳粹主义成为可能。有一个对德国人来说与安乐死密切相关但坚决禁止的问题：优生学问题。由于纳粹德国实践了优生学，任何与基因工程有关的东西现在都被抹上了纳粹的色彩。这种攻击包括拒绝产检，反对因产检发现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脊柱裂或其他缺陷而堕胎，甚至反对相关遗传咨询。它还导致德国联邦议院一致通过法律，禁止对人类胚胎进行所有非治疗性实验。相比之下，英国议会最近以两院的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在受精后14天内进行非治疗性的胚胎实验。为了理解这种情况有多么奇怪，英语国家的读者必须提醒自己，这种反对意见不是像在你们国家那样来自右翼的保守派和宗教团体，而是来自左翼。由于妇女组织在反对任何带有优生学色彩的事物方面表现突出，并且在捍卫堕胎权的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产检的问题在德国女性主义圈子里引发出显而易见的问题。公认的解决方案是认可妇女应该有堕胎的权利，但不能根据她所怀胎儿的未来生命前景的准确信息进行堕胎。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与反对安乐死的理由一致，它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判断一个生命比另一个生命更不值得活下去。产检、选择性堕胎和相关遗传咨询被认为旨在判断某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不值得活下去。对此，更为激进的残疾人群体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种观点的意思是他们不该存在，从而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这当然是谬论。我们可以合理地采取措施，确保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在过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这是一回事；否认一个想继续生活的人有这样做的权利——这是另一回事。所以，这是两回事。我们试图避免严重残疾的孩子，因为我们判断某种生活会比另一种生活更糟。这种判断既必要也恰当。如果反对这种判断，似乎是在说，我们断了腿不要去修复，因为这样做就在判断那些腿瘸之人的生活不如我们自己的生活值得。人们相信这样的谬论已经很糟糕了。然而真正可怕的是，人们如此狂热地相信，以至于他们准备用武力来压制任何讨论的企图。如果遗传咨询和产检等做法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被非常广泛地接受，那么显然，纳粹主义的阴影阻止了对与安乐死有关的任何理性讨论。指出纳粹所谓的“安乐死”与对被杀者的同情或关切毫无关系，而只是谋杀了从德国人的种族主义观点来看不值得活下去的人。这没用。对于那些确信只有他们知道什么能防止类似纳粹的野蛮行为复兴的人来说，这种区分真的太微妙了。有什么办法吗？今年5月，我在苏黎世经历了这个不愉快的故事中最不愉快的一幕，但也带来了一丝希望，可能有补救的办法。我应苏黎世大学“动物学研究所”（Zoological Institute）的邀请，做了一个关于“动物权利”的讲座。第二天，哲学系组织了一场座谈会，邀请了25位哲学家、神学家、特殊教育家、动物学家和其他学者参加。大家讨论了一种伦理学对人类和动物的影响，这种伦理学拒绝认为我们物种的边界标志着一条具有重大内在意义的道德边界，并认为非人类动物没有权利。关于动物权利的讲座并没有举行。讲座开始前，一群坐着轮椅的残疾人在演讲厅前面的平地上进行了简短的抗议，他们说，虽然对他们来说，我是否就动物权利这一主题进行演讲都没所谓，但他们反对苏黎世大学邀请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安乐死倡导者来讨论与残疾人相关的伦理问题。当我开始讲话的时候，一部分观众（也许是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开始高呼“给我滚出去！给我滚出去！”我听到这些人用德语喊出这句话，他们对理性辩论的传统缺乏尊重，甚至不愿意让我对刚才关于我的言论做出回应。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就是在魏玛共和国衰落的日子里，试图用理性来对抗纳粹主义抬头的感觉。只是他们没喊“犹太人给我滚！”一个抗议者走到我身后，把我的眼镜从我脸上扯下来，扔在地上打碎。我明智地放弃了讲座，但从这一令人痛苦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好兆头。很明显，最初提出抗议的残疾人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感到痛苦。有几个人说，他们并不打算让讲座受到干扰；事实上，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在讲座后的讨论阶段提出问题。甚至有人试图开始和我讨论。这时，一些健全的示威者赶紧提醒他们不要与我说话，大概他们很清楚在萨尔布吕肯的时候，讨论如何突破了最初对我的敌意。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的观点决不会威胁到任何正在或曾经意识到他/她的未来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的人。但是有一些人出于政治利益之目的，阻碍这种事实被大家了解。这些人现在正在利用残疾人的焦虑，让将他们作为政治阵地，以达到另外的目的。在高喊“给我滚出去”的非残疾人中，主要是“Autonomen”（或“Autonomists”）组织的人，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风格却对无政府主义理论不屑一顾的团体。这是信徒利用残疾人打击整个理性辩论系统的方式。残疾人如果允许自己被这种虚无主义的团体所利用，就会一无所获，且损失惨重。如果能让他们看到，与他们反对的人进行公开的讨论更能满足他们的利益，那么就有可能走向一个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将只是一个开始。要治愈德国的生物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所受到的伤害，需要更长的时间。真正的危险是，恐吓和不容忍的气氛将继续扩大，这种气氛已经从安乐死问题扩散到所有的生命伦理学，随着汉堡事件而扩散到一般的应用伦理学。孤立那些积极反对自由讨论学术思想的少数人至关重要。在苏黎世发生的事情也可以作为其他德语国家的榜样来学习。与多特蒙德大学校长的沉默，或维也纳大学医学院长“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谁”的愚蠢说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黎世大学校长H. H. Schmid教授发表声明，表达了该大学“对这种严重侵犯学术言论自由的行为的愤怒”。动物学研究所的教授和理学院院长也明确谴责了这次破坏事件，苏黎世的重要德语报纸对事件和我的观点做了客观报道。与此同时，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新闻界，都显示出他们缺乏伏尔泰那句名言所体现的承诺，这一点令人遗憾——“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到目前还没有人被要求冒死捍卫我在德国讨论安乐死的权利，但重要的是，更多的人应该准备冒着被少数人敌视的风险，试图压制对核心伦理问题的辩论。